完善准入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（产经观察）

完善准入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观察

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竞争中，谁能率先打造更加透明、公平、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，谁就能吸引更多要素资源加速集聚。尤其在全球供应链重构、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，市场主体最敏感的并非某一项优惠政策，而是制度环境是否稳定、规则是否清晰、机会是否公平。围绕“完善准入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”进行系统性改革，既是推动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，也是建设统一大市场、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。

从产经观察的视角看，市场准入制度的核心在于“进得来、留得下、发展好”。所谓准入，不仅仅是企业注册登记的那一刻，而是贯穿项目立项、资质认定、行业许可、合规监管等全链条的制度安排。如果准入门槛不清、隐性壁垒丛生，市场主体就会在一开始失去信心；相反，规则公开透明、程序简化高效，企业就更愿意在当地长期投入、持续创新。这种制度预期，本身就是重要的营商红利。

一方面，完善准入制度要在“放得开”上做文章。近年来，从负面清单管理到“证照分离”、从“先照后证”到线上“一网通办”，我国市场准入门槛持续降低，市场主体数量呈指数式增长。但“数量扩张”之后，更急需的是从“有没有”转向“好不好”。部分领域仍存在审批链条过长、同质性证明材料重复提交、不同部门标准不一等问题，企业办事“时间成本”和“沟通成本”偏高。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，往往因为不熟悉政策、不清楚流程，在准入阶段就被“劝退”。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停留在“减几份材料、压缩几天时限”的浅层改进，而要以流程再造为突破口，推动审批逻辑从“以部门方便”为主，转向“以企业感受”为中心。

“放得开”必须与“管得住”“服得好”协同推进。在实践中，不少地方在“放管服”改革中出现了“重放轻管”或“重放轻服”的倾向。若缺乏事中事后监管的精准与适度，既可能导致低水平竞争、无序发展，也可能触发安全、环保、金融等方面的系统性风险。完善准入制度不是单纯削减许可，而是在科学评估风险的基础上，引入分类监管、信用监管和智能监管。例如，对信用评级高、合规记录良好的企业，实施“容缺受理”“承诺制+抽查”；对高风险领域，则通过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精准度。以数字化监管手段代替简单的“人盯人”，才能在维护公平竞争的避免“越放越乱”与“越管越死”的两难局面。

从企业感知度最强的层面看，营商环境的“温度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真正做到“非禁即入、公平竞争”。在某些行业，新进入者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，但在现实中会遭遇隐性门槛，例如行业协会设置不必要的入会条件、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、技术标准“量身定制”形成事实垄断等。这些“看不见的门槛”往往比明文规定的门槛更具排他性，直接削弱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以及新业态企业的进入意愿。要破解这些难题，就要在完善准入制度时同步强化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执法，清理妨碍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各种规定和做法，并通过公开透明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发布，形成清晰的“负面清单边界感”。

从一些地方实践看，制度创新往往源于对细节问题的精准把脉。例如，某东部沿海城市在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中，将“企业开办全流程”拆解为若干关键节点，将原本需要多部门线下跑动的审批，整合为线上“一表申请、后台流转”，并用数据共享替代纸质材料，办理时间从数十天压缩到“1个工作日内办结”。针对创新型企业的专利布局、科研资质、技术成果转化等特殊需求，该市在传统市场准入环节之外配套“创新准入服务包”，由金融、科技、税务、人才等部门共同参与，为企业初创期和扩张期提供一揽子服务。这类做法的要义，不在于“政策多”，而在于以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参照，重新组合既有制度资源，实现准入制度与产业政策、创新政策的有机衔接。

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，准入制度的优化尤为关键。新技术新业态往往“生长”在灰色地带，传统分类监管模式难以及时适配，如果准入规则更新滞后，就会出现“无规可依”“一刀切禁止”的现象，扼杀潜在的创新机会。更为理想的做法，是通过“包容审慎监管+试点先行”的方式，为新产业、新模式预留制度空间。例如，对于平台经济、共享经济、智能制造等领域，可以在限定区域或特定场景中，先行试点更加灵活的准入规则和监管模式，在可控风险范围内进行“边试点、边评估、边完善”，待形成成熟经验后再推广到更大范围。如此一来，既守住了安全底线，又最大程度释放了制度创新红利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优化营商环境已从“单点突破”转向“系统工程”。完善准入制度，必须和产权保护、法治保障、人才政策、金融服务等要素协同发力。很多时候，企业对营商环境的“不满意”，并非来自某一环节的明显不公，而是来自多个细小不确定性的叠加——比如政策频繁更替缺乏稳定预期、跨区域规则差异大导致合规成本高、审批节点间信息不互通造成时间浪费。只有打通这些“微循环”“毛细血管”，才能真正构建起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、制度完备的营商生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完善准入制度不只是“政策文本的修订”，更是对一整套治理理念、治理方式的重塑。

从企业角度出发，透明、公正、可预期是对营商环境最朴素的期待。透明意味着企业能清楚获知“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”“需要什么条件、走哪些程序”；公正意味着不因所有制性质、企业规模、地域背景的不同而设立差异化门槛；可预期则要求政策保持相对稳定，重大调整要提前预告并预留缓冲期。当这些要素在准入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时，企业就敢于进行中长期投资，愿意将更多研发、生产和运营环节布局在本地，从而形成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推动高质量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。

展望未来，以“完善准入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”为主线的改革，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产业布局和发展质量。无论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、促进民营经济壮大，归根到底都需要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市场准入规则作为支撑。通过持续推进“清单管理 以清单管边界 以规则促公平”，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的数字化、法治化、专业化水平，营商环境的整体“软实力”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“硬支撑”。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，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尊重，创新活力得以释放，产业发展才可能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良性互动与迭代升级。